杨德昌逝世14周年：电影创作是对「新」与「变」的不断追索
「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你知道我以后想做什么吗？我要去告诉别人他们不知道的事情，给别人看他们看不到的东西。我想，这样一定天天都很好玩。说不定，有一天，我会发现你到底去了哪里。」──洋洋，《一一》
我没有见过杨导。人们每每提到他，总说，他个子很高，多半时候戴着棒球帽、墨镜，披一件棒球外套，十足美国男孩的打扮。笑起来的时候，眼睛眯眯的。
所以存在我印象里的杨导，恒常是笑瞇着眼的。
人们提到他的时候，也常说，他脾气不好，情绪反覆无常，尤以在拍摄现场最为可怖，气氛时常十分严肃而凝重，大伙儿都得紧绷着，务求将自己的责任担好。我挺庆幸我没有见过他发脾气的样子，我害怕很凶的人。
我自小看电影，小镇上有间戏院，小学时，偶而和同学结伴去看电影，向来是快乐的事。2001年，我上了大学，去到台北，看的电影要比以前更多更广了，虽说看的多半是被纳为艺术电影范畴的片子，可远远称不上是一位影痴。
我接触杨导的作品是很后来的事了。记得初次看到是在某场座谈上，主讲者播映了《恐怖份子》的片尾，俐落的剪辑，扑朔的发展，让我看得入迷，心里涌上了困惑与惊奇。
后来又有机会看了《一一》，跟朋友商借来的片子，记得我一个人在房间里，把灯熄了，在黑暗中曲着身子，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一一》给看完。
2007年年中，杨德昌、柏格曼、安东尼奥尼相继辞世，电影圈弥漫着一片哀悼之情。那年，金马影展举办了杨德昌回顾展，我趁机看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据闻这是台湾首度映演四小时的完整版，许多人都兴奋不已。那是我第一次在大银幕上与杨导见面。片子很长，中途去了趟洗手间，沿走道往后头走的时候，见着银幕的光，打在满场的人的脸庞上，只见众人都极其专注而投入，犹如着了魔一般，正集体膜拜着什么。那一刻，我真有那么一股说不上来的感动。
记忆中，同一时期国家电影资料馆也有映演杨导的作品，我就在那儿看了《海滩的一天》。印象最深刻的一幕，莫过于身着北一女制服的张艾嘉，穿越人群，远远自另一头走来，清丽可人的模样委实令人心动。当时真觉电影是一个万能的化妆师，且拥有凝结时光的超凡本事。
及至今年过年期间，重又涌生出版一本杨德昌专书的念头，才确确实实地将他的作品完整看了一遍。相较于许多钻研杨德昌电影的人而言，我显得那么微不足道，真的就是出于一股天真的冲动罢。
起初邀访时，不乏有人说：「可是已经有人做过了耶！」这我自然知情，自杨德昌辞世后，陆续问世的相关著作包括：2007年由金马影展执委会所策划出版的《杨德昌──台湾对世界影史的贡献》、2008年香港国际电影节协会出版、张伟雄和李绰桃主编之《一一重现杨德昌》、2010年法国知名影评人尚·米榭尔·弗东（Jean-Michel Frodon）所著之《杨德昌的电影世界》（Le cinéma d'Edward Yang），以及2011年3月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举办「杨德昌回顾影展」之际所编制的特刊。早年，黄建业曾撰述《杨德昌电影研究：台湾新电影的知性思辨家》（1995）一书，而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亦于近年出版专著《杨德昌》（Edward Yang, 2005）。
年后跟出版社提案时，主编也说，他们才正准备签下《杨德昌的电影世界》一书繁体中文版，预计今年发行，问我要不要想想其他主题。然而，小小的我，不知哪来的志气，依旧坚决认定：「但我这本书绝对跟过往的不一样。」他们也真是够意思了，最终竟然仍是允诺了我，答应为我出版此书。
论及台湾影史，不可不提杨德昌。1947年出生的他，擅以冷冽锐利的影像语言解剖人性，题材悉数取自台北，俨然将整座城市视为一间巨型的实验室。自1982年完成大银幕处女作《指望》，迄2007年6月辞世，杨德昌共计留下七又四分之一部电影作品。2011年，台北金马影展执行委员会策划「影史百大华语电影」，邀请华语电影专业人士及杰出影人共同评选，针对影史初始时期迄2010年期间完成的所有华语影片进行投票。其中，杨德昌有多部作品上榜，包括《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第二名）、《一一》（第七名）、《恐怖份子》（第十一名）等。同时，依据所有得票影片，加总计算出「五十大华语导演」，杨德昌更名列第二，仅次于侯孝贤。
杨德昌和侯孝贤、吴念真、陈国富、詹宏志
一般咸以于1982年8月28日上映的《光阴的故事》作为台湾新电影的序曲，今年适逢台湾新电影三十周年，而作为台湾新电影旗手之一的杨德昌离世已届五载，本书采访对象涵盖制片、导演、编剧、录音师、剪接师、摄影师、演员等多重身分，或是以友人的立场发声、或是从师徒的关系出发，抑或循着个人专业提出见解，堪称网罗了相当珍贵的第一手史料。而这些走过台湾新电影的资深电影工作者，更是难得地揭开了影史上动人的一页，遥念那段相儒以沫的美好时光。
这回采访的人里头，除了昔日访问过的鸿鸿与廖庆松、陈博文两位剪接师，以及因办活动之故曾短暂接洽的小野、陈骏霖，其余都是我未曾接触过的。邀访过程比预期中要艰难得多，前前后后，约莫联系了二十五人，最终完成采访而收录于书中的则有十六人。全书虽看似以杨德昌一人作为轴心，然则，每一位受访者皆为不可或缺之要角，于我而言，这是十七个人的故事与观点，乃至在言谈之间被提及的许多许多人，都共同构成了这本书的生命。
近年，世界各地相继推出杨德昌电影回顾展，然基于种种缘由，台湾始终未能完整献映，殊为可惜，盼此书之出版，有助于带动更多研讨与展映。
反覆看了几次杨德昌的作品，察觉到他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思想，乃是在辩证真实与虚构，而他之所以一再去探求看不见的象限、乃至虚假或伪善的一面，为的无非是「求真」。我觉得他始终怀抱一种纯真的情怀，从未放弃对于所信仰之真理的追求。
在《海滩的一天》里，佳莉说道：「我们读过那么多的书，小时候，一关一关的考试，为什么没有人教过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么重要的难关？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总是两个人结婚以后都是圆满大结局，大结局以后呢？」诘问的语气中充满了迷惘。
在《恐怖份子》里，周郁芬冷冷地对李立中说：「小说归小说，你连真的假的都不分了吗？」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里，当片厂导演当着小四的面赞誉小明：「她真好，说哭就哭，说笑就笑，可真自然耶！」小四却一脸不屑地回嘴：「自然？你连真的假的都分不清楚，还拍什么电影？」
在《独立时代》里，男同事小戴对琪琪说：「你不觉得在这社会谈感情是愈来愈危险的事吗？感情已经是一种廉价的借口，装得比真的还像，你不觉得吗？」
生如夏花。那个在《恐怖份子》里头迟迟未诞生的孩子终于在《一一》里降生了。而那个说着「我觉得我也老了」的洋洋，难道不仍是一个孩子吗？
《一一》里头，洋洋和他的父亲NJ有段很经典的对白，必定扰动了无数观影者的心：
洋洋：「爸比，你看到的我看不到，我看到的你也看不到，我怎么知道你在看什么呢？」
NJ：「你问的问题，爸比还没想过。可是我们不是有照相机吗？我要教你拍照，你又不想学。」
洋洋：「爸比，我们是不是只能知道一半的事情？」
NJ：「你在问什么，爸比听不懂。」
洋洋：「我只能看到前面，看不到后面，这样不是就有一半的事情看不到了吗？」
许多人说，杨德昌很诚实，因其对人生的困惑如实反映在作品中。关于看得见与看不见，真实与虚构，可信与不可信，似乎是一个永恒难解的课题，幸而我们还有一辈子能够深思。
《一一》剧照
《独立时代》开拍前夕，杨导写了一封信给所有剧组同仁，信里写道：
《独立时代》的基本精神是必须使用最经济的财务条件前提之下去证实创意及演艺实力所产生的爆发力。在最实效的非传统起攻点作偷袭，发挥你我熟知的演艺人才的过人魅力及实力，争取最有丰富实质的战效。这也就是我们工作一年余的原因，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一个责任，这个责任不是对我自己，也不是对任何一个人，而是针对我们自己热爱的这个善意的乐趣。如果没有这热烈的乐趣，这一切的谋略及筹划将只是一种无情的专业政策，在这个热烈的乐趣之中，我们才能充分获得对胜利的乐观，我们才能得到充分的把握，对一切成果勇于负责，我们才能有对这一切成果得到欣慰的权利。
独立的精神，热烈的乐趣，求新求变的态度，相信是许多人在杨导身上学到最重要的事。
作为其遗作的《一一》，回应了杨德昌创作的本心──对于「新」与「变」的不断追索。而他在为小野《白鸽物语》一书所撰述的序言中亦写道：
新──就是你又向前跨出的那一大步。
新──就是你更加接近了你的目标。
文 / 王昀燕
（《再见杨德昌》作者）
2020年，通过本文作者王昀燕女士介绍，「导筒」与「花生剧本」有幸在内地成功发售了“一一”纪念款红色棒球帽。当时的价格是111元，以表示对《一一》的致敬。
图书《再见杨德昌》于去年五月在台湾再版
目前本书已有大陆书店代理，官网以及淘宝店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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